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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黃子瑋／台北報導 從《大學生了沒》出道的何美，在節目中不惜犧牲色相搞笑扮醜，給人幽默形象。事實上，她的嗓音獨特，唱起歌來有別於既定印象，令人驚艷。她這次挑戰入圍「年度歌曲獎」的《天真有邪》，只花一天時間練習，苦笑說：「真的很難唱，唱起來很酸。」短短2分鐘，她與搭檔花了2小時才錄製完畢。 ▲何美平時常搞笑，事實上很會唱歌。（圖／取自何美粉絲團） 何美先前曾cover過《無眠》、《斑馬斑馬》等歌曲，也如願在今年生日舉行個人音樂會，每次詮釋歌曲前，都會花時間了解歌詞內容或是MV劇情，讓自己「進去那個歌裡」。這次詮釋《天真有邪》，她說，唱起來酸酸的，尤其是那句「不能再用單純的語氣在唱情歌」．其實真的很難唱，「搭檔有唱過，他還事先警告我很難唱，果然我們花了2個小時才錄好。」 到現在都還有人覺得她只會搞笑，不相信她會唱歌，有次她在節目中模仿白安唱歌，躲在布幕後面，最後一亮相，公布她的真面目，令在場人驚艷。她透露最近在練黃明志《漂向北方》，主歌RAP的部分，讓她練了很久，「但我很想練好，因為這樣反差會更大。」 ▲何美為錄《天真有邪》花了2小時。（圖／取自何美粉絲團）

  文／王鵬 告別舊歲的喧囂與炮聲，2017年已經到來，川普（Donald Trump）正式就任美國總統，「黑馬」費雍（Francois Fillon）也已經成為法國中右翼的總統候選人。幾個月後，法國和德國將相繼舉行大選。民調顯示，法國極右勢力很可能從此扎根於法國的政治版圖，尤其是國民陣線（FN）領袖瑪琳．雷朋（Marine Le Pen）也很有可能會出現在大選的第二輪投票中並從此衝擊歐洲政局。 不少學者將上述事件稱為「黑天鵝湖現象」，並將其歸結於民粹主義（populism）的泛濫。如果再聯繫此前同樣讓眾多專家大跌眼鏡、被「菁英」斥之為「民粹勝利」的英國脫歐公投，以及被「譽」為「菲律賓版川普」的杜特蒂（Rodrigo Duterte）的強勢崛起，似乎是民粹主義的大潮正在世界各地興起，而與之相伴相生的則是一群看似擁有超凡個人魅力的強人領袖，用馬克思．韋伯（Max Weber）的術語來說就是卡里斯瑪（Charisma）。 何謂「民粹」？ 民粹主義可能是政治學領域最富爭議性的概念。不同群體對其認知大為不同，但至少在「對菁英階級、主流政治、既有體制持有強烈懷疑和敵視」上存在共性。民粹主義者自稱是為被遺忘的「草根」發聲，往往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愛國者。超級富豪川普無疑是美國菁英，但他也被貼上民粹主義的標籤。這或許是因為他在選舉中時常鼓吹「數十年來，少數菁英進行著災難性的統治，而如今唯一的解救辦法，就是大膽地引入民意。」譬如，他於2016年4月在《華爾街日報》上寫道：「在影響這個國家的每一個重大問題上，人民都是正確的，菁英都是錯誤的。」 學者們梳理出民粹主義的「三面」─作為社會思潮、政治運動和統治策略。首先，當民粹主義被看作一種社會思潮時，人們通常關注它極端平民化的傾向，即極端強調平民群眾的價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眾化作為所有政治運動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終來源，以此來評判社會歷史的發展。在這個意義上，它體現出具有極強左派色彩的、激進的民主理想。顯然，它是菁英主義的天然敵人，這就像川普所反覆強調的那樣，華爾街的菁英們出賣了美國；當然，川普在2017年1月20日正式宣誓就職後，是否會重用華爾街的高參，則又另當別論。 而當民粹主義作為一種政治運動登上歷史的舞台，它的主導者往往魅力四射、英氣逼人，或者至少牢固掌握了煽動民意的藝術與技藝。民粹主義領袖依靠平民大眾對社會進行激烈的改革。他們往往在根本上否定政治菁英在社會政治變遷中的重要作用，反覆強調普通、底層的群眾是政治改革、社會進步的唯一 決定性力量。 最後，當民粹主義被當成一種政治統治或大眾動員的策略時，它被不同政治信仰、政策主張的領導人廣泛地用來動員平民大眾參與政治進程，中國的「文革」就是這樣，香港和台灣社會正越來越顯現出這一特質。在這個意義上，它不再與某些特定的政權類型或意識形態相關聯，而是一種可以應用於各種意識 形態的政治風格與實操技術。該策略主要是通過強調平民的統一、全民公決、人民的創制權等民粹主義價值，來實現對平民大眾的整體性控制與操縱。但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民粹主義也天然具有某種雙刃劍的特性，它既可以成為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新興階級的主要政治權利訴求表達方式，也可以作為統治集團進行統治、動員的機制，同時也暗含著威脅甚至顛覆上述權利訴求表達及政治統治結構的巨大可能。明白這個道理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美國建制派政治集團、大學政治學教授等團體對川普上台如此驚駭恐懼了。 或許正是因為定義的龐雜與多歧，「民粹主義」標籤的張貼與否，與左右無關，歷史上的那些舉著不同旗幟的政客，都可能被貼上「民粹主義者」的政治標籤。譬如，法國的塔皮（Bernard Tapie）和極右的瑪琳．雷朋分別被貼上「左翼民粹主義者」和「右翼民粹主義者」；尤其是，當「伊斯蘭原教旨主義」（Islamic fundamentalism）被等同為邪惡與恐怖主義之後，「民粹的伊斯蘭主義（Islamism）」被更廣泛地當作其替代詞來使用。而在美國，當年自我標榜「草根美國」的羅斯．佩羅（Ross Perot）就被世人稱為「代表眾多百萬富翁的民粹主義者」，歷史是否如此巧合？數十年後，川普逆勢崛起，聲稱代表廣大的白人中產階級，而他本人則是不折不扣的億萬富豪。 卡里斯瑪易在「民粹」大潮中登場 過往歷史規律顯示，「民粹」大潮興起之時，往往是馬克思．韋伯筆下「卡里斯瑪」人物崛起之日。這也就是為什麼在今天世界的輿論場上，「世界迎來政治強人時代」的說法日漸盛行的原因。 所謂「卡里斯瑪」，是韋伯社會學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用來表示「某種人格特質，某些人因具有這個『特質』而被認為是超凡的，稟賦著超自然以及超人的，或至少是特殊的力量或品質。」這正如前文所述，在民粹的大潮中，不僅僅是美國，在法國、義大利、菲律賓，或者還有土耳其、俄羅斯等不同文化、制度、傳統的國家，一個似乎擁有這樣「超凡」魅力的領袖群體正相繼登上歷史的舞台。在韋伯看來，卡里斯瑪「既非奠基於制定秩序或傳統的秩序，也非奠基於既得權力，而是以個人的英雄性或個人的啟示之正當性為其根基。它所遵循的不是來自外界的規則，而是其自身……它是神所恩賜的，但神以何種方式、在什麼時候、賦予哪些人，這些都沒有人知道，也不可能有人知道。」 如果韋伯對卡里斯瑪式領袖的論斷是正確的，那麼，我們似乎可以推論，即便「卡里斯瑪」的來源和特徵具有某種超驗性，但在實際生活中它卻必須依賴經驗世界來發揮作用，即「卡里斯瑪」者要想獲得或保持自己的正當性、合法性，就必須不間斷地強化自身的神祕性。為此，他們要麼直接訴諸於神啟，即宣稱自身的力量來自神的賦予，自己是神的使者，或者是神與人聯繫的橋梁和通道；要麼通過不斷地製造或真或假的「奇蹟/ 事功」，即不斷地向選民展示自己的力量、兌現諾言，唯有如此方可確定、鞏固其在世俗生活中的支配地位。鑒於二戰後全球世俗化程度加深的大趨勢，前一種曾經無比盛行的路徑恐怕越來越難以實施，而後者則越來越多地得到卡里斯瑪者或者欲圖成為卡里斯瑪式領袖的人所青睞。 套用譚嗣同的句式，我們似乎可以說「唯卡里斯瑪利用民粹，唯民粹工媚於卡里斯瑪，二者交相資，而罔不托於民主。」具體來說，正是民粹主義的催化作用激發了被統治者對統治者─「卡里瑪斯」者的忠誠。 以美國為例，政治學家賈斯汀．格斯特（Justin Gest）主持的一項實證調查用數據表明，當美國白人被詢問到是否會支持一個致力於「終結大規模移民，將美國就業崗位留給本國工人，保護美國的基督教傳統，以及阻止伊斯蘭教威脅」的政黨時，65%的受訪者選擇「是」。由此，格斯特甚至大膽的推斷，鑒於「川普主義」的生命力比川普本人更為強大，即便此次選舉川普落敗，也會有其他類似政客「揭竿而起」─只要美國社會的大環境不變。對此，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經濟學家黃亞生似乎悲觀地看到「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中，越來越多人支持這樣的領導人，即使他或她將破壞自由主義民主的制約和平衡」。 有趣的是，如前所述，民粹主義天然地反對菁英，但那些標榜「最能代表人民」的民粹領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政治經濟菁英。更為諷刺的是，正如中國清華大學副教授劉瑜所敏銳觀察到的，敵對菁英主義的民粹主義運動在實際運作過程中，更容易孕育「強人政治」甚至「獨裁政治」。其內在原理已經為韋伯的「卡里斯瑪」理論所揭示，民粹主義從來都是輕制度、重英雄，即通過被領袖「人格化的力量」來喚起草根、宣揚理念。而這些所謂「英雄」，幾乎都以類似西部片中孤膽豪傑的面目出現，無論是挺身反抗美國帝國主義奴役拉美的委內瑞拉查維茲（Hugo Chávez），還是承諾「給我20年還你一個強大俄羅斯」的普丁（Vladimir Putin）大帝，抑或是旨在復興突厥、重歸昔日鄂圖曼帝國榮耀的土耳其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gan），都成功地在本國輿論場塑造了自己英漢、強人的形象。因此，相對於「正統」自由民主對制度主義的偏好、對程序正義的強調、對政治正確原則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傳統，充滿革命浪漫主義色彩的卡里斯瑪魅力強人在民粹的大潮中，是不難贏得萬眾振臂高呼的。 卡里斯瑪能給世界帶來什麼？ 現代卡里斯瑪者，不同於他們的古代、近代前輩，他們往往熟稔於選舉政治，因而能夠通過無論從哪個方面考察都符合民主規範的有效選舉而上台。可是，一旦上台，第一個受到摧抑的，便是該國原有的民主制度。這是由民粹政治的本質所決定的。卡里斯瑪們往往以民意為名，將所有的政治力量「團結」起來，從而實現以其自身為核心的對全社會的整合，將多元分散的權力收攏為集中的、一元的權力。所以我們看到，普丁一面強力打擊經濟寡頭、「摧抑豪強」，一面在聯邦政府內部打擊地方勢力，不斷強化中央集權。查維茲執政期間，委內瑞拉國會數次「授權」總統撇開國會，以總統政令實施直接統治。 在經濟領域，民粹主義同樣乏善可陳。20世紀七八十年代盛行於拉美的「民粹主義宏觀經濟學」主張加大政府開支，實行積極財政政策，「打外資、分田地」，進行財富再分配和進口替代政策。政府對關係國家命脈的部門實施國有化，例如石油、化工等，限制外資和本國私有企業。顯然，這些舉措在實施之初能夠贏得本國下層民眾的歡迎，但長久來看，幾乎沒有成功的案例。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拉美民粹主義國家普遍無法堅持下去，根本原因是經濟效率低下，再加上大規模的政治腐敗、急遽的通貨膨脹、匯率動蕩，以及隨之而來的長期經濟停滯和貧富分化重新加劇，最後造成社會的動蕩、政變、甚至內戰。從九十年代開始，部分拉美國家或許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而開始實行去民粹主義的改革，對外開放市場化、私有化。其實際成果因國而異，但那些拒絕改革的、堅定的民粹主義國家，最典型的莫過於委內瑞拉，在查維茲在世時或可勉強裱東牆補西牆，但終究淪落到今日的社會混亂和國家失敗。 綜上所述，當下讓人眼暈目眩的個人魅力型政治領袖的群體性崛起，其背後的深層原因是民粹主義的大潮。正如譚嗣同對「大盜」與「鄉愿」的批評一樣，卡里斯瑪政客與民粹主義也是相伴而生。但是我們需要認識到，他們的興起，對於那些沉浸於經濟停滯、政治腐敗、社會動蕩痛苦中的人們而言，不過是飲鴆止渴、抱薪救火，在短期的革命、熱情、狂歡過後，更為漫長的黑夜即將來臨，不可不警惕。

  文／王鵬 告別舊歲的喧囂與炮聲，2017年已經到來，川普（Donald Trump）正式就任美國總統，「黑馬」費雍（Francois Fillon）也已經成為法國中右翼的總統候選人。幾個月後，法國和德國將相繼舉行大選。民調顯示，法國極右勢力很可能從此扎根於法國的政治版圖，尤其是國民陣線（FN）領袖瑪琳．雷朋（Marine Le Pen）也很有可能會出現在大選的第二輪投票中並從此衝擊歐洲政局。 不少學者將上述事件稱為「黑天鵝湖現象」，並將其歸結於民粹主義（populism）的泛濫。如果再聯繫此前同樣讓眾多專家大跌眼鏡、被「菁英」斥之為「民粹勝利」的英國脫歐公投，以及被「譽」為「菲律賓版川普」的杜特蒂（Rodrigo Duterte）的強勢崛起，似乎是民粹主義的大潮正在世界各地興起，而與之相伴相生的則是一群看似擁有超凡個人魅力的強人領袖，用馬克思．韋伯（Max Weber）的術語來說就是卡里斯瑪（Charisma）。 何謂「民粹」？ 民粹主義可能是政治學領域最富爭議性的概念。不同群體對其認知大為不同，但至少在「對菁英階級、主流政治、既有體制持有強烈懷疑和敵視」上存在共性。民粹主義者自稱是為被遺忘的「草根」發聲，往往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愛國者。超級富豪川普無疑是美國菁英，但他也被貼上民粹主義的標籤。這或許是因為他在選舉中時常鼓吹「數十年來，少數菁英進行著災難性的統治，而如今唯一的解救辦法，就是大膽地引入民意。」譬如，他於2016年4月在《華爾街日報》上寫道：「在影響這個國家的每一個重大問題上，人民都是正確的，菁英都是錯誤的。」 學者們梳理出民粹主義的「三面」─作為社會思潮、政治運動和統治策略。首先，當民粹主義被看作一種社會思潮時，人們通常關注它極端平民化的傾向，即極端強調平民群眾的價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眾化作為所有政治運動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終來源，以此來評判社會歷史的發展。在這個意義上，它體現出具有極強左派色彩的、激進的民主理想。顯然，它是菁英主義的天然敵人，這就像川普所反覆強調的那樣，華爾街的菁英們出賣了美國；當然，川普在2017年1月20日正式宣誓就職後，是否會重用華爾街的高參，則又另當別論。 而當民粹主義作為一種政治運動登上歷史的舞台，它的主導者往往魅力四射、英氣逼人，或者至少牢固掌握了煽動民意的藝術與技藝。民粹主義領袖依靠平民大眾對社會進行激烈的改革。他們往往在根本上否定政治菁英在社會政治變遷中的重要作用，反覆強調普通、底層的群眾是政治改革、社會進步的唯一 決定性力量。 最後，當民粹主義被當成一種政治統治或大眾動員的策略時，它被不同政治信仰、政策主張的領導人廣泛地用來動員平民大眾參與政治進程，中國的「文革」就是這樣，香港和台灣社會正越來越顯現出這一特質。在這個意義上，它不再與某些特定的政權類型或意識形態相關聯，而是一種可以應用於各種意識 形態的政治風格與實操技術。該策略主要是通過強調平民的統一、全民公決、人民的創制權等民粹主義價值，來實現對平民大眾的整體性控制與操縱。但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民粹主義也天然具有某種雙刃劍的特性，它既可以成為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新興階級的主要政治權利訴求表達方式，也可以作為統治集團進行統治、動員的機制，同時也暗含著威脅甚至顛覆上述權利訴求表達及政治統治結構的巨大可能。明白這個道理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美國建制派政治集團、大學政治學教授等團體對川普上台如此驚駭恐懼了。 或許正是因為定義的龐雜與多歧，「民粹主義」標籤的張貼與否，與左右無關，歷史上的那些舉著不同旗幟的政客，都可能被貼上「民粹主義者」的政治標籤。譬如，法國的塔皮（Bernard Tapie）和極右的瑪琳．雷朋分別被貼上「左翼民粹主義者」和「右翼民粹主義者」；尤其是，當「伊斯蘭原教旨主義」（Islamic fundamentalism）被等同為邪惡與恐怖主義之後，「民粹的伊斯蘭主義（Islamism）」被更廣泛地當作其替代詞來使用。而在美國，當年自我標榜「草根美國」的羅斯．佩羅（Ross Perot）就被世人稱為「代表眾多百萬富翁的民粹主義者」，歷史是否如此巧合？數十年後，川普逆勢崛起，聲稱代表廣大的白人中產階級，而他本人則是不折不扣的億萬富豪。 卡里斯瑪易在「民粹」大潮中登場 過往歷史規律顯示，「民粹」大潮興起之時，往往是馬克思．韋伯筆下「卡里斯瑪」人物崛起之日。這也就是為什麼在今天世界的輿論場上，「世界迎來政治強人時代」的說法日漸盛行的原因。 所謂「卡里斯瑪」，是韋伯社會學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用來表示「某種人格特質，某些人因具有這個『特質』而被認為是超凡的，稟賦著超自然以及超人的，或至少是特殊的力量或品質。」這正如前文所述，在民粹的大潮中，不僅僅是美國，在法國、義大利、菲律賓，或者還有土耳其、俄羅斯等不同文化、制度、傳統的國家，一個似乎擁有這樣「超凡」魅力的領袖群體正相繼登上歷史的舞台。在韋伯看來，卡里斯瑪「既非奠基於制定秩序或傳統的秩序，也非奠基於既得權力，而是以個人的英雄性或個人的啟示之正當性為其根基。它所遵循的不是來自外界的規則，而是其自身……它是神所恩賜的，但神以何種方式、在什麼時候、賦予哪些人，這些都沒有人知道，也不可能有人知道。」 如果韋伯對卡里斯瑪式領袖的論斷是正確的，那麼，我們似乎可以推論，即便「卡里斯瑪」的來源和特徵具有某種超驗性，但在實際生活中它卻必須依賴經驗世界來發揮作用，即「卡里斯瑪」者要想獲得或保持自己的正當性、合法性，就必須不間斷地強化自身的神祕性。為此，他們要麼直接訴諸於神啟，即宣稱自身的力量來自神的賦予，自己是神的使者，或者是神與人聯繫的橋梁和通道；要麼通過不斷地製造或真或假的「奇蹟/ 事功」，即不斷地向選民展示自己的力量、兌現諾言，唯有如此方可確定、鞏固其在世俗生活中的支配地位。鑒於二戰後全球世俗化程度加深的大趨勢，前一種曾經無比盛行的路徑恐怕越來越難以實施，而後者則越來越多地得到卡里斯瑪者或者欲圖成為卡里斯瑪式領袖的人所青睞。 套用譚嗣同的句式，我們似乎可以說「唯卡里斯瑪利用民粹，唯民粹工媚於卡里斯瑪，二者交相資，而罔不托於民主。」具體來說，正是民粹主義的催化作用激發了被統治者對統治者─「卡里瑪斯」者的忠誠。 以美國為例，政治學家賈斯汀．格斯特（Justin Gest）主持的一項實證調查用數據表明，當美國白人被詢問到是否會支持一個致力於「終結大規模移民，將美國就業崗位留給本國工人，保護美國的基督教傳統，以及阻止伊斯蘭教威脅」的政黨時，65%的受訪者選擇「是」。由此，格斯特甚至大膽的推斷，鑒於「川普主義」的生命力比川普本人更為強大，即便此次選舉川普落敗，也會有其他類似政客「揭竿而起」─只要美國社會的大環境不變。對此，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經濟學家黃亞生似乎悲觀地看到「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中，越來越多人支持這樣的領導人，即使他或她將破壞自由主義民主的制約和平衡」。 有趣的是，如前所述，民粹主義天然地反對菁英，但那些標榜「最能代表人民」的民粹領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政治經濟菁英。更為諷刺的是，正如中國清華大學副教授劉瑜所敏銳觀察到的，敵對菁英主義的民粹主義運動在實際運作過程中，更容易孕育「強人政治」甚至「獨裁政治」。其內在原理已經為韋伯的「卡里斯瑪」理論所揭示，民粹主義從來都是輕制度、重英雄，即通過被領袖「人格化的力量」來喚起草根、宣揚理念。而這些所謂「英雄」，幾乎都以類似西部片中孤膽豪傑的面目出現，無論是挺身反抗美國帝國主義奴役拉美的委內瑞拉查維茲（Hugo Chávez），還是承諾「給我20年還你一個強大俄羅斯」的普丁（Vladimir Putin）大帝，抑或是旨在復興突厥、重歸昔日鄂圖曼帝國榮耀的土耳其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gan），都成功地在本國輿論場塑造了自己英漢、強人的形象。因此，相對於「正統」自由民主對制度主義的偏好、對程序正義的強調、對政治正確原則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傳統，充滿革命浪漫主義色彩的卡里斯瑪魅力強人在民粹的大潮中，是不難贏得萬眾振臂高呼的。 卡里斯瑪能給世界帶來什麼？ 現代卡里斯瑪者，不同於他們的古代、近代前輩，他們往往熟稔於選舉政治，因而能夠通過無論從哪個方面考察都符合民主規範的有效選舉而上台。可是，一旦上台，第一個受到摧抑的，便是該國原有的民主制度。這是由民粹政治的本質所決定的。卡里斯瑪們往往以民意為名，將所有的政治力量「團結」起來，從而實現以其自身為核心的對全社會的整合，將多元分散的權力收攏為集中的、一元的權力。所以我們看到，普丁一面強力打擊經濟寡頭、「摧抑豪強」，一面在聯邦政府內部打擊地方勢力，不斷強化中央集權。查維茲執政期間，委內瑞拉國會數次「授權」總統撇開國會，以總統政令實施直接統治。 在經濟領域，民粹主義同樣乏善可陳。20世紀七八十年代盛行於拉美的「民粹主義宏觀經濟學」主張加大政府開支，實行積極財政政策，「打外資、分田地」，進行財富再分配和進口替代政策。政府對關係國家命脈的部門實施國有化，例如石油、化工等，限制外資和本國私有企業。顯然，這些舉措在實施之初能夠贏得本國下層民眾的歡迎，但長久來看，幾乎沒有成功的案例。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拉美民粹主義國家普遍無法堅持下去，根本原因是經濟效率低下，再加上大規模的政治腐敗、急遽的通貨膨脹、匯率動蕩，以及隨之而來的長期經濟停滯和貧富分化重新加劇，最後造成社會的動蕩、政變、甚至內戰。從九十年代開始，部分拉美國家或許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而開始實行去民粹主義的改革，對外開放市場化、私有化。其實際成果因國而異，但那些拒絕改革的、堅定的民粹主義國家，最典型的莫過於委內瑞拉，在查維茲在世時或可勉強裱東牆補西牆，但終究淪落到今日的社會混亂和國家失敗。 綜上所述，當下讓人眼暈目眩的個人魅力型政治領袖的群體性崛起，其背後的深層原因是民粹主義的大潮。正如譚嗣同對「大盜」與「鄉愿」的批評一樣，卡里斯瑪政客與民粹主義也是相伴而生。但是我們需要認識到，他們的興起，對於那些沉浸於經濟停滯、政治腐敗、社會動蕩痛苦中的人們而言，不過是飲鴆止渴、抱薪救火，在短期的革命、熱情、狂歡過後，更為漫長的黑夜即將來臨，不可不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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